普里皮亚特已废弃的幼儿园。

亲历

摄影师冒死换来珍贵镜头

数到20，马上停拍

穿着铅防护服，相机放在铅盒里，摄影师科斯汀在核事故发生不久便进入核电站。但由于辐射量过大，所有的底片都完了，科斯汀没有放弃，他又重新回到核电站。和科斯汀一样，很多摄影师用健康甚至生命换来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我在楼顶数秒拍照”

现年74岁的科斯汀(时任苏联新闻出版社摄影师)对当初的记忆依然清晰，那场景依然令人不寒而栗。

科斯汀是怎样第一次进入核电站禁区的呢？原来他是通过伪造身份混进了军用飞机。他回忆说，当他听到飞行员说“距离核反应堆50米，250伦琴(伦琴是放射性物质产生的照射量的一个单位)”时，他打开了窗户开始照相，“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由于遭到大量核辐射，这些底片显示不出任何东西。

不过，在核事故发生后的第九天，当局允许科斯汀和其他两名摄影师近距离接触事故发生地。

科斯汀爬上核反应堆旁边一座楼的楼顶，对着那些拼命铲除爆炸废墟的士兵拍照。他不得不快速按快门，因为留给他的时间太有限。

“他们为我喊数，1,2，3……当他们数到20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从楼顶上下来。那是一个辐射最强的地方，每小时高达1500伦琴，而致死剂量是500 伦琴。恐惧感如影随形。”科斯汀说，“那真像是一个非人的世界：一旁是核反应堆废墟，一旁是带着防毒面具的人，还有避难者。这完全像是发生了战争。”

科斯汀说，摄影师就像是一个猎人，随时准备捕捉目标。但经过切尔诺贝利严酷的考验，“我现在才理解一个受害者在面对看不见也听不到但却更加危险的灾难时的感受。”

由于放射性水平极高，在受损核反应堆屋顶上清理废墟的士兵被分为八人一组，且工作时间至多不能超过40秒。这意味着他们需要穿着铅防护服快速爬到屋顶，然后铲满废墟扔进屋顶的窟窿里，绝大多数士兵只能铲一到三次。

虽然科斯汀因为拍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荣获普利策奖，但他也痛苦地承受着核辐射带给他的甲状腺癌，他为此已经做过几次手术。曾经的恐怖场景像噩梦一样萦绕着他。“我在哪里见过？在电影中？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