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一次再也不能在“正研究和论证”中无限期地搁置下去了，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这是出台财产申报制的最好、最成熟不过的时机，有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的经验，有高层支持的决心，有反腐的巨大压力，有科技进步提供的非常好的技术条件，此次不立更待何时。订一个时间表，既能让公众看到确凿的希望，也无后路可退、无理由再拖延。这毕竟是一个涉及官员阶层巨大利益的改革，而改革本身又由官僚阶层自身主导，对涉及自身既得利益进行革命的改革，让官员自己革自己的命，如果不在公众的监督和推动下进行，将阻力重重十步难行，将永远地“在研究在论证”。给出一个时间表，也就把自己置于了公众监督的压力之下，如果届时不出台，将很难向公众交待并影响到政府权威和公信力。

　　当然了，不仅要给出具体时间表，更要在整个立法过程中向公众开放，积极听取民声民意，而不是关起门来由精英立法和官员立法，那样立出来的法，必然会向官员作出无数毫无原则的妥协，从而再次陷入90年代中期“规定了等于白规定”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