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已经进入第二年。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发布的调查显示，减薪裁员是金融危机最突出的影响。除了中小企首当其冲外，有高达四成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已经减薪或计划减薪。相比之下，党政机关最稳定，减薪、裁员单位不到一成，其中，“已经裁员”的甚至为零。（《广州日报》11月3日）

对于广大工薪阶层来说，没有人愿意看到“减薪裁员”局面的出现，但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这又是一件无可奈何、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面对和接受的事情。无论如何，减薪总比完全的失业、无薪要强，裁员也总比彻底破产关门要好。但是，如果“减薪裁员”本身，在不同单位部门之间的分布是如此悬殊——企业达到或超过四成，而党政机关却连一成都不到，我们还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和接受吗？

答案显然是不能。因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将意味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我们知道，多年以来，我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基本分配格局，即使剔除私营企业职工，也一直都是:机关公务员最高、事业单位其次、企业最低。这种背景下，工资薪水原本就最低，却继续大规模“减薪裁员”，而工资薪水最高的反而能保持“最稳定”，两者既有的收入差距，势必扩大，造成一种雪上加霜式的马太效应。

另一方面，这种反行的“减薪裁员”分布态势，实际上也意味着对公职伦理的一种违背——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身为社会“公仆”的公职机关、公务员，在收入分配上却比直接创造财富的企业职工，享有更优先优越的地位。而这种局面下，社会正常的人才流动、激励机制也会产生一种扭曲——优质的人力资源不是被吸引集中到生产和创造财富一线企业，而是机关衙门中，造成诸如“最大的博士群在官场”之类的怪异社会现象。

事实上，正是为了彰显这种公职伦理、与民众共渡时艰，同时也是为了缩减政府开支、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近年来，面对金融危机，许多国家都纷纷推出了大规模的公务员减薪裁员计划。如美国加州政府不久前宣布，继裁掉5000名政府雇员之后，保留岗位的政府雇员还将减薪至少10%——加上此前5%的减薪，该州政府雇员已累计减薪达15%。而在香港，今年6月也出台减薪方案——高级公务员减薪5.38%；中、低级公务员则实行冻薪。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捍卫公职伦理，还是维护分配公平正义，或者降低政府运行成本、节约财政资源来讲，面对仍在持续的金融危机，在“减薪裁员”这件事上，有必要争当表率，而不是躲在一旁独自“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