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作家号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的人类盗火者，他们以播撒人类文明、宣传崇高的精神和道德理念，提升人的审美水平为己任，拒绝流俗，甘于寂寞，而如今，他们却公开宣称要，躲避崇高，极端者甚至说，我是流氓我怕谁，而申博现金网的作家则从传道者的神圣位置退居到一个职业写作者的角色。而市场条件下，众多作家对文学作品的包装是迎合的，一些作家乐于在视听和平面媒体亮相，并且作家生活也开始公开化，甚至也如同其他行业的造星一样，恰当地安排一点绯闻出来，可以说对“明星作家”，大家已经见怪不怪。如此以来，文坛除了娱乐还有什么呢？

从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感叹，我们不难管窥隐藏其中的作家看客心态。而正是这种心态对作家责任进行了放逐。毫无疑问，作家应是先进文化的代表，除了艺术才能之外，更应具有敏锐的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较强的人格力量，沛然盈溢的人文精神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即使充任不了读者的导师，起码也该是读者的朋友，至少不要毒化朋友，而要力争成为益友。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成了社会和读者一相情愿的想象，而非作家责任的自我直立。“作家成为鸵鸟”就是明证。

谢有顺先生在描述当下文学界一些现状时说，所有东西都可以被消解、改造，具有破坏性的往往能获得很多掌声，夸张的言论受到媒体喜欢，有时为了达到关注度，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有位女诗人声称“衣服是诗歌中众多的枷锁，我就是要去掉这些枷锁”，于是在众目睽睽下宽衣解带上台裸诵。一位男诗人公开宣布“希望被富婆或者富姐包养”。那么，针对“纯文学作家只能当一只把头埋进沙里的鸵鸟”，在笔者看来，只能是作家的自我躲避和灵魂放逐，甚至是消极回避和自甘段落的表征。

但是，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娱乐时代，追求沉淀，直面现实，引领社会，本是对作家的最基本要求。那么，文坛娱乐化下的作家自我矮化现象难道不应得到正视吗？或许，作家精神何以救赎和重生，并不仅仅是属于作家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