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难看到，番禺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引发的一些列事件已经成为公众议题。不只受影响的260万番禺市民在关注，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社会学家、媒体都给予众多目光，特别是当地极有可能采取全区公投决定如何处置此事。

我认为，不管未来事件如何收场，观察番禺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我们首先应该感到欣喜。11月25日，番禺区四大班子研究决定，对于市民群众意见和建议，提出五条处理措施。番禺区还向全区250万市民公开发布《举全区之力集全区之智创建番禺垃圾处理文明区》倡议书,号召全区人民群策群力,为垃圾找科学合理的出路。我们看到了一个尊重民意、服务型政府的影子。

之所以欣喜，原因有二，第一，作为法治社会的公民，番禺市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振臂高呼，上方请愿，敢于说“不”而不是唯唯诺诺，展示了自我意识的觉醒；第二，当地政府能为民意让路和徘徊，这能够反映当地政府执政思维方式的些许斧正，或许是被动的，只要不是借助行政强权肆意而为，这就是一种比较下的进步。

番禺事件再次说明了一个问题，抗争与呼吁，总比沉默灵验。11月23日上午，广州市番禺大石镇上千居民因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问题先后到广州市城管委和市政府上访，上访居民情绪激动，先后拥堵了市政府西门和东门。面对群众的压力，广州市副市长苏泽群之后表示，如果该项目的环评不过关，或者大多数市民反对，该项目将不会动工。

焚烧厂到底会不会因为全区公投而易址？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我觉得，采取公投的方式来决定选址是一种理性，但并不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