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庆176家大型歌城已安装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歌城一旦有人点唱低俗等违禁歌曲，文化执法部门中央监控系统内的红灯立即自动闪烁报警。据介绍，这套系统为政府免费安装。(12月19日《重庆晚报》)

此消息一出，许多网民立即表示质疑：“低俗歌曲”概念模糊，很难准确定义；退一步讲，就算真要查禁“低俗歌曲”，也只需要在曲库中删除相关歌曲即可，没有必要如此花费纳税人的钱来安装系统即时监控；再退一步讲，就算监控到顾客唱“低俗歌曲”，文化执法部门也很难像110、120那样立即赶到现场处罚；退一万步讲，就算能够监控大型歌城里的“低俗歌曲”，那些喜欢唱“低俗歌曲”的人，也可以去“小型歌城”里唱，甚至关起门来在家里唱，执法部门总不能像某地警察破门而入查处夫妻看黄碟那样，也不请自来闯进公民家里去查禁“低俗”。

当地的这一做法，从公共政策层面来讲，实在是缺乏基本的可操作性。而且，新闻中披露的一点信息，还难免让有关部门背负上借机牟利的嫌疑：为增加新的娱乐项目和歌城盈利点，重庆首创“包房广告”、“福彩包房”，即利用管理服务系统网络平台插播广告，投注福利彩票时时彩，现买现兑。可见，这套由政府部门安装的系统，是具有盈利目的的；它虽然是“政府免费安装”，那不过是慷纳税人之慨，而可以进账的真金白银，却去向不明。

因此，如此漏洞百出、网民一眼就能看出弊端的政策会堂而皇之地出台推行，这不能不让人质疑，是不是由于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导致职能部门决策者“利令智昏”。

话说回来，“低俗歌曲”不是不需要抵制。尽管何谓“低俗歌曲”在法律上难有精确定义，不过，人们心中有杆秤，但凡那些内容上有悖社会公序良俗、与法律相抵触的歌曲，应该可以说是在“低俗歌曲”之列，但这也恰恰说明，判定何谓“低俗歌曲”，需要人们的自律，而不是靠一套电脑软件系统。要促进社会道德建设，抵制“低俗之风”，有关部门大可以多鼓励推出一些他们认为是格调内容健康向上的歌曲，由公众自行挑选，而不宜由权力来代替他们作选择。

更何况，职能部门更不应该以“免费安装”为由，牟部门利益之实。试图用本身缺乏道德支撑的公共政策去达到某些道德标榜的目的，不仅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也肯定是无法取得实效的，它唯一的后果只是损害公共服务部门自身的公信。

但遗憾的是，像这样的现象，当前还有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