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实名了，可身份证明未必就能一起“实”起来，建立一个全覆盖的用户身份信息库是前提。实名登记的个人信息，难保不会被售卖和滥用。

手机实名制上次呼之欲出是在垃圾短信泛滥的2005年前后，不过后来一拖再拖。最近，手机实名制再次呼声高涨则源于类似原因——“手机涉黄”，这一次，似乎是真的了。日前，工信部已会同公安部、国务院新闻办，力争在2010年底前出台《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此项规定将为实施电话用户实名制提供法律依据。

推行“手机实名制”，旨在使信息发布者、传播者、使用者能获得身份验证，从而有效划分信息内容权责，此举确实是从源头上打击“手机涉黄”、垃圾短信、诈骗信息等病灶的有效手段之一，新加坡、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均已实行手机实名制。不过，对于我国手机用户来说，单兵突进实施手机实名制而不进行相应法规和机制的配套和完善，可能未必会“药到病除”，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首先是手机实名制的有效性并非无懈可击。新浪网曾在一万名网友中进行过一个网络调查，结果显示将近30%的人认为实名制效果不大，原因很简单——“假证泛滥”。手机实名了，可身份证明未必就能一起“实”起来，那些在路边晃悠、抱着孩子散发名片的大婶大姐的存在告诉我们，办张假身份证并不难，诈骗或者发送垃圾信息者，自有应对之策。

况且，除营业厅外，手机店、报刊亭、士多等都销售手机卡，竞争那么激烈，检验和登记每位用户的真实身份，几乎不可能。资料显示，我国目前拥有2亿非实名制预付费手机用户，占总用户的近三分之一，这些用户也难去登记。可见，建立一个有效的、全覆盖的用户身份信息库，是手机实名制发生效用的前提。

其次是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方面的隐忧。对于手机实名制，反对者最大的担忧或许还不是申请号码、更改号码带来的麻烦，抑或是其遏制垃圾短信的力度有限，而是其实施可能会侵害到他们的个人隐私——实名登记的个人信息，难保不会被售卖和滥用。而且，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宪法和电信条例的保护，实施手机实名制，须避免侵害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隐私权，这就需要在公权与私权之间寻找平衡点，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

再次，实施实名制也会增加运营商的成本，但不能将其转嫁给消费者。改进业务流程、提供技术保障、改造现有智能网、建立身份证信息库、甄别用户身份等，正如业内人士所言，单单一部身份证鉴别机就需要五百多元，另外还需要复印、纸张……这些成本该如何消化？根据“惯例”，可以预见，“羊毛出在羊身上”，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手机用户身上，这与资费不断降低的大势背道而驰。况且，一直以来，要求通讯运营商降价的呼声不绝于耳，增加的这些成本，势必将成为运营商与政府和消费者讨价还价的筹码。

退一步讲，即便实施实名制的技术成本微乎其微，运营商也未必会放过这个“由头”。君不见，手机漫游的技术成本虽微乎其微，但运营商还不是以此为由收了那么多年的手机漫游费？从用户角度来看，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成为成本转嫁或者收费的借口。如何形成一种透明的成本消化机制，而不让模糊成本屡屡成为资费增加的理由，便是最现实的考量之一。

因此，手机实名制不宜做“单兵突进”的“孤胆英雄”，“协同作战”才能发挥其应有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