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检察日报》刊登了《安徽三厅级官员落马受审，任县委书记时卖官十年》的新闻，其中的几段耐人寻味：“在2006年12月30日召开的书记碰头会上，徐社新（时任五河县县委书记）提议把荣某调整到县发改委任副主任并主持工作，与会的县委副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部长表示同意。”；“在2006年12月30日召开的书记碰头会上，徐社新提出把薛某作为副县长候选人，参加会议的县委副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部长均表示同意。”...。（6月8日《检察日报》）

在这篇报道中，“书记碰头会”多次被提及，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县委书记先提议某人到什么岗位，与会的县委副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部长均表示同意，最后达成“一致意见”。

在基层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在干部安排调整上，“书记碰头会”是最核心的、最权威的，只有“书记碰头会”形成了“一致意见”，才拿到县委常委会上去研究，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就是偶尔少数常委反对某个人的使用，参加“书记碰头会”的领导会适时站出来，强调某个人的使用其实是“书记碰头会”的意见，少数常委到最后还是要屈从于“书记碰头会”。

这样看来，“书记碰头会”不是会议，而是有着非常权威的一个人乃至少数人，它拥有着一个县的最高权力，它决定了该县干部的使用大权。

其实“书记碰头会”也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它是由一个县最有权力的几个人组成，少数人决定了几千名干部的命运，决定着一个县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群众的幸福指数。

“书记碰头会”不是会议，也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它是权力的象征，这个权力运用得好，是一个县的福，运用得不好，是一个县的祸。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书记碰头会”成为少数领导的“权力棒”、“金钱棒”，能参加“书记碰头会”的少数领导将权力和金钱结合到最紧密的程度，不给钱不办事，给小钱办不了事，给大钱乱办事。

我们不要只是抱怨“与会的县委副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部长”，在强势的县委书记面前，他们不敢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反对多了，以后就会参加不了“书记碰头会”了。他们也不会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小九九要通过“书记碰头会”来实现。

规范县委书记用权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我看还是从规范“书记碰头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