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场所的设立标准关乎娱乐场所的生死。娱乐场所不得设立在居民区，是为了避免娱乐场所扰乱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此乃为民所想、执政为民的实际表现。将设定标准的界定权下放到各设区市文化部门，让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设定。如此规定看似权力下放、从实际出发的善政，其实甚有欠妥之处。
界定权分放至下面行政部门，增加了权力占有者数量，增大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扩宽了腐败滋生的土壤。能开娱乐场所者，非有相当的财力，如果想要做大到一定规模者，必定要能“黑白通吃”，黑白两道都有人“罩着”。设立标准这关是非精心打理不可的，否则娱乐场所的动工都枉然。
市级文化行政部门掌握着“根据当地实际”界定娱乐场所设立的标准，如此就掌握了是否准许娱乐场所设立主观话语权，笼统的“当地实际”给予了行政官员较自由的裁量权，宽泛的行政裁量权增加了权力寻租，产生腐败的几率。
界定权下放，本是减少权力集中程度的有益尝试，但是在缺乏权力监督的情况下，此举会增加权力寻租、滋生腐败的几率。既然已经走出了界定权下放这一步，在“娱乐场所不能设在居民区”这一点的界定上，为何不更加“结合当地实际”，让民众来界定这是否进入居民区的标准界定。
“娱乐场所不能设在居民区”本是出于娱乐场所扰民之考虑，对于娱乐场所的建立是否扰民，当地的居民更有发言权。这界定权力应该下放到民众手中，让当地的文化行政部门只拥有听取民声、记录民声、顺应民声的权力，让其只是民众利益的执行者而不是决定者。
娱乐场所欲建立，应该把欲建立的地点、规模、营业时间等信息，详尽、真实地告知于附近居民，让附近的居民来决定该娱乐场所是否进入了扰民范围。如果大多民意是同意的，那么文化行政部门才能同意其建立，否则就不能同意该娱乐场所设立。同时，娱乐场所建立后，行政部门必须监督其严格按照事先定下的规模和营业时间营业，以免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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