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者站出来，围观者不懈怠”，这是河北大学校园车祸事件后，舆论发出的强烈诉求。民意围观一直没有懈怠，连锁反应迅速显现：肇事者李启铭之父李刚日前被曝有5套房产；河北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王洪瑞也被曝专著和论文涉嫌抄袭。

此前，央视播出了李家父子道歉的场面，两人都失声痛哭表达悔意歉意。对此，死者陈晓凤的哥哥认为，这更像逢场作秀，“这种道歉我不能接受。”他还表示电视只采访李刚父子，并未采访受害者家属。他只希望肇事者能得到公正审判。

让“肇事者能得到公正审判”，相信这不仅是受害者家属的私人意愿，也是每个追求社会公义的公民所希望见到的。因为，自“我爸爸是李刚”横空出世之后，这起交通肇事案，已成为公共事件。其意义远超出了受害者家人朴素的“善恶有报”论，而是有点类似司法中的“影响性诉讼”。肇事者能否受到公正裁决，能从司法意义上多大程度地还原公平正义，这都直接关乎民众的道德和法治预期。从这个角度上讲，假如受害者家属和肇事方暗地达成交易，还未必能满足民意的正义诉求。去年胡斌案传出的113万赔偿金，就一度激起更大的舆论风潮。

这个现象也值得探究：民众并非看热闹不嫌事大，而是有一种参与后的失落感。因为不管是胡斌案还是李刚门，剥离当事人的身份背景，本都是一般性交通肇事案。它们之所以能发酵成公共事件，就在于事件中异常刺目的“富二代”、“官二代”标签。

这些标签不是某个受害者临时的维权智慧，而是在公共媒介介和民间语境中长期存在的，民众耳濡目染后早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当肇事者嚣张言行契合那些标签的意蕴，就激发了民众正义感，关注效应经过网络放大，形成强大舆论压力。在这样的热心声援下，假如双方花钱私了，围观的民意自然有挫败感和失落感。

因为好不容易形成的民意合力，本来有望推动这些事件朝司法公正方向迈出坚实一步，成为有标本意义的影响性诉讼的。进一步讲，假如这类事件都能得到公正的法律审判，作恶者都能对法律心存敬畏，而非肇事后还叫嚣恐吓，那么上述“为富不仁”或“跋扈猖狂”的“X二代”标签就能渐渐褪色。而只有一个成年人闯祸后，首先想到的是承担责任而非自己爸爸是谁，法治社会才真正可期。

可现实并不理想，强调民意的作用，并不是希望舆论绑架司法，民意左右审判。因为一句“我爸爸是李刚”就带出“五套房产”乃至“论文抄袭”，这让人们看到有太多不公不义的暧昧需要调查澄清，而这又只能加剧人们的义愤或恐惧。于是，公众只能一次次悲哀地发问：为何一起简单交通事故，一定要群情激愤发酵成公共事件，才让人看到一点公正解决的希望呢？昨日新闻还说，肇庆强拆关公像和湖南夜郎计划在民意反对下，仍如期启动了。民意纵然滔滔，分量其实有限。假如保障司法公正、社会正义还需太多偶然的附加条件，那要说民意真能在此类事件中操盘，是否有些自作多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