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期间，我曾看望一位患有心脏病的老人。谈话间突发一声巨响，一个威力很大的烟花在老人家门前炸开。看到老人猛然一抖，随即身体蜷缩、表情痛苦，我一瞬间就形成了这样的“理性思考”：要是老人当场犯病，立即安排别人叫车急救，而我的任务则是及时出门，将那点烟花的人暴打一顿，把事情闹大。

并非我喜欢自找暴力冲突，原因很简单：只有这样，才能把老人受刺激犯病和这次燃放烟花的伤害行为联系起来，起到证明、证据的作用，然后才能走诉讼或调解的路子。直到如今，我也没想出比我当时的“理性思考”更管用的办法，有哪位可以告诉我，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事实上的责任人担负起应付的责任？如果不是像我设想的那样去“主持公道”，还有别的“公道”可走吗？

显然，由于取证难，因遭遇烟花劫而取法律维权之路，现实中几无可行性。有被烟花爆竹伤害的苦主，“冤魂”也肯定有，却没办法追责与“申冤”。我上面说的追责办法，适合“强者”作为，需要足够的人手、精力乃至“私人势力”。你的燃放行为侵犯了我，我就让你大过年的不痛快，我敢，也能，你不妥协就叫你付出代价。既然没有法律和公道支持，那就自然要看私人之间的对抗，这是不得已的“私争”。

当然我们也求助被称作“好东西”的民主机制。欲免烟花之祸，希望禁放的人其实不必全都依赖政府禁令，提到“民主解决”也不必总和“全民公决”或“全市投票”挂钩。你自己用好言论权，去主张、游说、警示、拉票，通过业主委员会议事程序或自创的某种群议形式，在本小区、本社区达成“局部民主”就可以了。这样，一般情况下，即使不能达成禁放效果，限放、少放的效果总会有的。

假如虽经“局部民主”主张禁放的人群也没能获胜，那该怎么办？第一，愿赌服输，认栽。不动粗的公平规则下，你没办法、没能力服人，你有权选择“自认活该”，这不失尊严。第二，你仍旧有权不服从个人侵权，那就需要搞好监测，准备私人应对，还靠私争私斗——你的固有权利不因“多数表决”而取消，搞“个人对抗”也合理合法，并非“反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