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现象十分严重，不仅极大增加了物流成本，还造成民怨沸腾。因此，从1994年起，国家开始对公路三乱不断进行治理，但治理17年之后，公路三乱仍然非常严重，全国每年的公路罚款可能高达4000亿元。（5月12日《新京报》）

从1994年起，中央三令五申对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公路“三乱”问题进行治理。但是，从司机一辆货车一年被罚3万与媒体对公路罚款接二连三曝光的现实来看，公路三乱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现实执法生态中，有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顾中央与多部委禁令，给执法人员暗下罚款指标，政府与执法人员权力分肥，把公路当成“提款机”。

为了完成罚款任务，有的地方热衷隐蔽执法，甚至雇佣职业拍客抓罚款；有的交警在高速公路设置路障拦车罚款；有的路政人员养鱼执法、钓鱼执法，对超载车辆只罚款不卸载。有的交警罚款不开票可以打折，然后中饱私囊。这不仅破坏了正常的交通秩序，还增加了司机经济负担，推高了物流成本，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压力，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形象。去年10月，人民日报曾直言乱收费、乱罚款蚕食发展成果。4000亿公路罚款实际上拷问着政府治理公路三乱的诚意与效率。

在执法经济广为公众诟病的话语背景下，有的地方和部门已经取消了违法纠正量与罚款指标，人性化执法正在逐步成为新的执法方向。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曾强调，公安机关在执法时要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坚决杜绝下达罚款指标。但是，有的地方仍然暗下罚款指标，执法经济思维十分顽固。

治理公路“三乱”是早已说乱的话题，文件出台了一个又一个，禁令下了一道又一道，要说执法部门不懂执法经济的危害，那是“冤枉”他们。但在执法经济面前，什么执法文明、执法规范，什么交通安全，法律道德，统统抛到九霄云外。执法人员为了执法经济利益，千方百计抓罚款，并不难理解。但任何事物都不能没有边界，不能突破法律与正义的底线。

我们可以谴责下达罚款指标的政府部门，也可以批评深谙罚款之道的执法人员。但我们指望他们学会权力谦卑，主动放弃罚款经济利益蛋糕，并不现实。既然司机怨声载道，媒体不断曝光，有关部门不能作壁上观，而应该及时介入干预，割掉执法经济毒瘤。毒瘤怎样割？依我看，关键要健全公路“三乱”的治理机制。不能让执法人员想收就收、想罚就罚。第一，坚决杜绝下达罚款指标的错误做法，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斩断执法经济链条，严格执行罚没收入两条线的规定，让执法人员的绩效考核、工资福利与罚款数额脱钩，与交通服务质量、社会评价挂钩；第二，政府财政给执法部门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消除执法人员对执法经济的依赖心理，减少其创收压力，遏制其创收冲动。第三，加强权力监督、压缩权力空间，依法公路“三乱”制造者的法律、纪律责任，用法律制度的力量端正执法者的权力观、利益观。如果不打破执法经济思维，不规范执法部门权力运作，公路三乱恐怕会成为疑难杂症，脱缰的权力与利益冲动合谋必将对政府公信力造成更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