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东莞的街面接连发生几单案件，性质比较恶劣，市民对于东莞治安的担忧有所增加。对此，治安巡警支队相关负责人在微博上回应：为确保深圳大运会期间社会治安稳定，深圳采取措施清查各类违法犯罪人员，不可否认会将一部分高危人群“赶”至东莞。（6月1日《广州日报》）

据了解，这其实也是东莞警方首次正面回应深圳的“清危”工作，东莞之前一直认为鸭梨颇大，但此次算是真正承认了深圳的“清危”“连累”了东莞。两个月前，深圳“清理治安高危人员”的行为饱受诟病，中央和地方媒体纷纷批评其侵犯人身权利、公权傲慢、违法、鸵鸟政策……深圳的做法并不光明磊过，可东莞的这次表态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东莞的回应，首先证明了东莞警方也认同这8万被清理的人属于“高危”；否则，人家东莞最近不会频频发生性质比较恶劣的案件。深圳把长期滞留且无正当职业及稳定经济来源、无正当职业、生活规律异常、经济来源可疑者当成“高危人员”清理了，东莞也是把这些人理所当然地当“高危人员”看待了。接下来的行动可想而知，肯定是会掀起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治安风暴行动。

其次，东莞的回应也是在给自己工作欠妥推卸责任。固然那些在被深圳清理的“高危人群”存在犯罪的倾向，但是东莞也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治理好城市的治安。有网友在论坛留言说，“自己在东莞十年，手机被抢过两次，入室被盗五次，车上被扒三次。”想必这都是在深圳“高危人员”到来之前发生的吧。

城市的治理，不能依靠一味地清理、高压打击，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想办法解决，培植这些人自我发展的能力。不消说潜在的“高危人员”，澳洲当年是真正的罪犯流亡地，可现在的发展还能让世界小觑吗？据《澳大利亚时报》报道，从1788年到1868年，大约有15.7万名英国罪犯被流放到了澳大利亚，其中8万人都被流放到了新南威尔士省——这个数字和深圳清理的“高危人员”恰好接近，可就是这些罪犯却繁荣了当地经济发展出一个新兴经济体。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许多大城市其实也存在大量无法充分就业的社会闲散人员，他们被冠上一个歧视性的名词“待业青年”，给社会治安构成了潜在危害。可正是由于当时良好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的政策，鼓励这批人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使他们成为了改革开放之初第一批“万元户”，日后这些人中更是走出很多民营企业大老板，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

换一个角度想，倘若当年只是一味地把他们从城市驱逐出去，没有技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有的人可能还有犯罪前科……这让他们到底如何生存？这其实也正是深圳目前这被驱逐的8万人面临的困境。

深圳“清危”，东莞“喊累”，这到底是谁之罪？追本溯源，无论深圳还是东莞，当初都没有给这些无法充分就业人员提供一个自我发展的良好平台，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如果各地一味打压而不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出台，帮助这些缺乏技能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员提供生存途径，那么，今天他们能成为东莞人眼中的“不安全因素”；明天就可能会成为惠州、佛山周边其他地区的潜在危险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