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黑名单”的问题，不仅是如何对待记者、对待媒体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问题，更是公权力如何对待社会的态度。

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负责人的表态，让一度沸沸扬扬的“记者黑名单”风波，有了一个官方定论。近日，该负责人称：依照我国法律和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媒体及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我国政府从来不允许新闻当事部门、机构建立所谓的“记者黑名单”。

这一表态，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进行切割。建立“记者黑名单”，不是“政策行为”，也不是法律框架下的合法行为，而只是部门行为、个人行为。即使极少数单位这么做了，这也是一种违法、违规的行为。这对于校正视听、修复公信，无疑有着积极作用。

“记者黑名单”的问题，不仅是如何对待记者、对待媒体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问题，更是公权力如何对待社会的态度。媒体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监督力量。媒体背后是公众和社会，它并不是代表自己在进行监督，而是一种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公众监督。

对媒体监督的拒斥，意味着对“体外监督”的拒斥，而“内在抗体”作用总是有限，正如人不能仅仅依靠自身的免疫力对抗疾病。

权力被部门化、个人化，是“记者黑名单”出现的原因。很多时候，即使记者表面上触碰的是公共事件，但损害到的却是部门、个人的利益，或是背后不可告人的利益纠葛，或是影响到一己的前途升迁。也正是利益的羁绊，使得被监督者无法从“社会民主、社会文明进步”或是“体制创新、社会管理水平提升”的角度，来理解媒体的质疑。

赵启正曾说过：“媒体对新闻发言人来说，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而是合作伙伴。”这或许是他长期与媒体打交道得出的经验之谈。由“记者黑名单”一事反观这句话，更能给人启示。“亲则不逊、远则怨”的关系，建立在感情之上；而“合作伙伴”，则更是一种契约化、制度化的关系。只有制度化的保障，才能保证既不会有显在或潜在的“记者黑名单”，凭个人好恶或一己得失干扰采访活动，也才能保证一视同仁，真正达到透明、平等的信息公开初衷。

新闻出版总署的表态，也同样值得少数媒体深思。这位负责人说：“对新闻媒体存在的报道内容个别细节不准确的问题，不应该采取求全责备的态度。”在对待媒体上，这是共识。但对于媒体自身而言，却不能以此开脱。媒体和记者同样需要在新闻活动中切割开个人利益，无论是为了媒体需要、个人荣誉还是发行量。或许，正该重温李普曼的名言：负责任的新闻事业，归根到底都要符合公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