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正在进行的城市面貌的全面刷新行动，被冠以响亮的称谓——城管革命。革命一词在这里基本不代表它的原意，而是代指决心和力度。

武汉是一座特别的城市，她会带给人一种非常矛盾的感受。如果仅仅作为过客或者暂居者，大概总难满意，空气里是躁闷的气息，嘈杂而混乱，人的文明礼数也很不周全。长居于此，对这些难堪的现象也不能说泰然受之。但若离开一段时间，思归的情绪却会日渐浓烈，怀念她的那种随意、率性、方便，甚至连那些难堪都会被感觉为白璧微瑕，失去了反而不可爱。

很难说这是一种文化，或者不能更易的特质，但从许多历史资料可知，200多年来，这就是武汉特别是汉口给人的外在形象，一个码头城市、一个南北中转枢纽、一个中小商业繁盛之所、一个鱼龙混杂之地的典型形象。

需要改变吗？当然。武汉要招商引资实现工业倍增，要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大都市，诸如脏乱、规划、公共交通等都必须有鲜明的改观。改变容易吗？不易。绿化、美化、亮化都简单，转变人的习惯和习惯带来的生活形态，不会是朝夕之功。需要全盘改变吗？不尽然。我不认为变为另一座城市，或者刻板的整洁，压抑的规矩，一定会是武汉之福，市民之幸。

说到革命，很容易使人产生固化的联想，大刀阔斧的行动，翻天覆地的变化，你死我活的冲突。具体到城市管理，就是踹车子、掀摊子，狼藉隳突，鸡飞狗跳墙。武汉在这方面有不良纪录，甚至在网络上被作为段子调侃。城管革命，要求高，时间急，会不会反而强化这种印象，是我担忧的。前几日城管队员被扒裤羞辱，主因或是小摊主对抗执法，却也不能不引起对管理方式的思考。

另外，管理必然带来成本，革命式的管理，可能是更大的成本。比如打击非法营运而出租车服务又不到位，会增加候车者的时间成本；整洁的标准提高，会增加小商业经营者的经营成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管理者的素质不提高，刁难、吃要等恶习不改，自由裁量权过大，成本的增加就不知凡几。对城市革命的欢迎和接受，很可能变为反感和对抗。

本报评论员李琼在前几周的专栏中提到，城管革命首先是一场管理革命。诚哉斯言。城市面貌的刷新，首先在于管理方式、手段和理念的革新，强制式的管理，当然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监控式的文明，也会令人不敢稍有异动。但能不能持续，市民会不会舒服，疑问也是必然的。

唐良智市长在发起“城管革命”的会议上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指出要强化“民本管理”的理念，不单纯是追求市容市貌的漂亮，更要以“人”为中心，用“人”的视角、“人”的需求，考量城市管理工作的措施、步骤、细节和成效，要变“管理”为“服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不是乱上加乱，而是由大乱到大治。

我认为这是“城管革命”思路中最重要的部分，却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顺着惯性走，是最简单的，罚啊、扣啊、打啊、砸啊，虽不能说是习惯，至少也是容易想到的套路，简明易行的方式。服务就难多了，角色转化，身段放低，心态向下，细致繁芜，都不是容易做到的。

既然说是革命，我想再难也不能回避。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应是城管革命的关键，比短期内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还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