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以及“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几种情形，可以成为对当事人实施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后，不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的理由，这些规定引起人们的广泛担心和质疑。（8月31日《法制晚报》）

时隔15年之后，刑事诉讼法迎来第二次“大修”。此次修订有不小进步，草案增加了不得强迫嫌疑人自证其罪、近亲属可不出庭指证、保障律师会见及阅卷权等内容，被舆论解读为“保障当事人权利、彰显人性化关怀”的亮点。不过，由于刑诉法修改涉及公检法等权力的再分配，公检法及律师界、学界各方博弈至今仍在进行中，“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表述引发的争议就是例证。

事实上，现行刑诉法中，也将“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列为执行拘留、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不通知的例外情形。相比之下，修正案草案在继承原先规定的基础上，将例外情形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增加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

从法律体系设计层面看，规定“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有其一定道理，是基于案件侦查的需要出发，避免打草惊蛇，同时考虑到可能存在无法联系上家属的实际情况，体现了法律表述的严谨性。不过，在具体执行中，由于“无法通知”、“有碍侦查”的概念过于笼统和模糊，给侦查机关带来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导致一些“秘密拘捕”事件备受诟病，既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严重影响了司法部门和法律制度的公信力。

最著名的案例，当数“张家口警察秘密拘捕记者”事件。2008年12月1日，《网络报》记者关键赴山西采访后神秘失踪。直到15日媒体报道这起“失踪”案，关键的家属才接到河北张家口市公安局的电话，称关键被张家口警方以涉嫌受贿为由刑拘，而不通知家属的理由就是“有可能妨碍侦查”。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人们纷纷质疑：如果说当时通知家属会妨碍侦查，那么现在通知就不会妨碍吗？媒体报道之前会“妨碍”，报道之后马上就不“妨碍”了，真有这么巧合吗？

刑诉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包括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更包括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因存在重实体而轻程序、侦查部门权力强大等诸多弊端，致使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修正案草案对相关模糊规定的弊端视若不见，甚至进一步放大其内涵和外延，势必使公检法机关更加随心所欲，当事人及家属的权利空间更加逼仄。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中提出了“合法伤害权”的概念，掌握权力的人一旦可以借合法的名义来伤害别人，他们会充分的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己牟利，让国家机器按照他们的意愿开动。没有程序就没有正义，一旦司法部门有了适用于一切案件的“口袋”理由，“秘密拘捕”泛滥成灾，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合法地失踪”。

一部成熟的法律，应最大限度减少和消除模糊空间，让各方权利在既有的轨道上运行。刑诉法修正案不能继续将错就错，而应抓住这一契机予以理性纠偏。对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应有更为细化的说明，并规定必须报上级侦查机关审批和备案。一旦家属事后提出质疑，侦查机关应负有“举证义务”，如不能说明正当理由，依法追究办案人员责任。唯有让当事人置于法治保护下，把公权力关在笼子里，我们的社会才有公平正义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