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罪可公诉”更显法治正义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尔梅提出建议，立法机关对刑法中的虐待罪进行修改，删除告诉才处理条款，改为既可公诉也可自诉，同时对本罪情节恶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

去年6月，南京两名幼女被活活饿死事件曝光后，举国震惊。事实上，类似令人沉痛甚至绝望的事件远不止这件——随着婚姻家庭问题的不断涌现、家庭暴力事件的不断增多和家庭虐待行为得不到合理惩处的凸显，人们对虐待罪规定的合理性产生不小质疑。

一个主要质疑就在于虐待罪在刑法上为自诉案件。所谓自诉案件，说白了就是被害人告诉才处理，不诉则不理。从现实角度出发，这种自诉规定存在明显缺陷。受虐待的被害人大都是弱势群体中的妇女、儿童、老人，特别是儿童，属于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他们压根不懂什么叫自诉，不知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即使知道，在拳脚棍棒之下，是否还有胆量去自诉，也是个问题。

退一步讲，即便给儿童从小贯彻被虐待可以去法院告虐待人的理念，但自诉案也还需要本人提供有力证据。而事实上，一个未成年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收集证据、保存证据、提供证据。这也难怪有专家针对虐待罪提出立法首先应考虑它实现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应该属于大概率，如果实现的概率几乎为零，那么，这种法律即是恶法，因为它放纵了犯罪，使受害群体得不到真正的合法保护。

虐待罪既可公诉也可自诉，无疑是一条很好的建议。在被虐待者无力自救时，检察机关通过提起公诉打击虐待行为，有利于更全面更及时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当然，这个“公诉”的含义还可以丰富一点，不仅可以从法律上明确公诉优先于自诉原则，还可以赋予公检法机关对虐待案件有优先介入的权力。例如加强公安机关对家庭成员间虐待行为的干预。在接到受害人、邻居等报警后，公安机关不能以此类案件属于自诉案件为由不予理睬，而应立即介入。待深入调查后，依据情节轻重定性虐待行为，该说服教育的说服教育，构成虐待罪的，建议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严格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最后，将虐待罪改为既可公诉也可自诉后，还有必要构建合理的自诉与公诉衔接机制。例如面对举证能力不足的受害人自诉后，法院及时通知检察机关，借助专业力量收集证据，待检察机关认定受害人确实受到不法侵害后，可将自诉转为公诉，从而避免因自诉人自身能力不足而纵容犯罪现象。总之，多起儿童被虐待致死已经给世人敲响了警钟，由于受害人实际自诉能力的限制，使虐待罪在一定程度上形同虚设。从制度上确定司法机关对虐待案件有先行介入的权力，进而更加充分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俨然十分必要。

邓子庆（湖北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