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靠交管难治“路怒症”

包括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引发的“路怒症”系列病相一路引发关注。公安部交管局日前披露，2012年以来，由“路怒症”导致的交通事故逐年上升。自那时至今，全国已查获“路怒”违法行为1.04亿起。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曾抽取900位司机开展问卷调查，竟有三成司机承认自己属于“路怒族”。由此见得“路怒症”的疗治问题不可小视。交管部门亦表示将针对“路怒”行为加大查处力度。

按交管部门定义，所谓“路怒症”，即带着愤怒情绪驾驶机动车，俗称“开斗气车”，国外又称“攻击性驾驶”，通常表现为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车、违法抢行、不按规定让行等交通违法行为。

疗治“路怒症”，先要找到病因，或先要回答“驾车时为何要生气”的问题。这可试着从两个层次分而述之。首先是现场性的，身临车多、路堵、不守规矩者众、有急事而寸步难行的情境，脾性温和的驾车人可能会生生闷气，性情暴烈的主儿则不免置交通法规而不顾，铤而走险，从而酿出事故。再者姑且称之为心因性的，即先前心里就有烦心事，或股市资金被套牢，或职场竞争失利，或感觉社会不公等等，经由眼前乱象的触发，一怒而踩下油门，造成严重后果。

从多年“路怒”的症状看，无论是现场发作，还是心因诱导，“路怒症”与其被看成是一种个人心疾，毋宁更反映着社会的普遍焦虑。交管部门的大力查处当然对“路怒症”的治理不无效果。事实上驾车族都清楚，城市交规的制订与执行确是越来越细、越来越严了，对酒驾、醉驾的严罚不留情面，对“严管一条街”交通违规的苛刻处理，对执行系好安全带、驾驶时严禁打电话等细小规章不厌其烦的提醒和警示，如此等等，都明示着交管部门日益增大的工作量（道路上的协警越来越多也是明证）。但由“路怒症”导致的交通事故逐年上升的事实，正说明单靠交管一家，难以从根本上治愈“路怒症”。至少心因性的病根仅靠加大查处力度难以根除。

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后的滔滔舆论中，也有外国友人站在第三方的评点，核心是批评国人做事的极度不讲规矩和少为他人着想，言辞尖锐，却不无道理。一个社会给人的真实印象或感受，比如是否焦虑，最有效的途径一般来自具体事实。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国家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期，经济转型之外，也是价值重建的关键时期。国家倡导的“核心价值”虽已赫然在目，但社会现实或许对人们更具影响力。或显或隐但却明白无误的社会导向（包括大学教育）毕竟是存在的：大力鼓励消费，暗示对“成功人生”的经济化定义，默认将人的尊严和社会认同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其财富数量等等，总有将市场法则视作至上天条的倾向。如是价值取向下，社会焦虑乃是必然。是故，交管履职尽责外，政府、社会乃至学校、家庭，更须在“路”外下足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