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十七届五次全会指出，要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治理公款出国旅游，党纪国法早已不乏明文规定，更不乏三令五申。而现实中，却一边是“乱”，一边是“软”，“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提高制度执行力，焕发治理力量的“虎威”。

针对“人太滥，钱太费”的问题，要念好“紧箍咒”，从严从紧，把好审核关，砍掉那些不必要、没价值的出访项目，排除那些与公务毫无关系的“闲杂人等”，严格控制出国(境)团组人数、数量和规模；还要严格控制经费使用，每人每天花多少，每事每项用多少，都应精细量化，把标准定得明确一些，简朴一些，就低不就高。

更需祭出“照妖镜”，讲究务实公开。出访项目有无价值，出访行程是否合理，邀请函是否真实，出访活动是否与任务一致，考察报告是否属实，经费来源有无问题，经费使用有无水分，要有严格的审核制度和问责机制，更要通过各种方式予以公开，接受方方面面“火眼金睛”的鉴别。

近年来，以网络为代表的社会监督力量像一面新锐的明镜，在治理公款出国游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威力。浙江温州、江西新余、广东肇庆端州、广州海事法院等的公款出国旅游事件，先由网友曝光旅游行程、经费等详细资料，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随后迅速得以查处。这说明，社会监督有其独到的作用和功能，而这种力量一旦与内部监督对接结合，将会产生更大的监督效力。提高制度执行力，不仅要用好内部的力量，更要向整个社会“借力”，形成“人人喊打”的声势，更营造长流不息的长效治理态势。

总之，提高治理公费出国游的制度执行力，就是要通过严格、精细、公开的监督管理，加强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问责，凝聚党纪、法治、舆论、媒体等各方的反腐力量，使公款旅游、公款消费不再是人人想吃的“唐僧肉”，把因公出国从福利、照顾、待遇、权钱交易形式等异化状态中解脱出来，回归公务活动、学习研究、增强本领的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