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洪山区村民童贻鸿称，因18日遭遇强拆，自己扔砖头驱赶，被警方指“造成一人重伤”。因不信任当地警方，童贻鸿20日坐飞机到北京自首。目前武汉关山派出所已派人进京与朝阳警方接触。

“第一次坐飞机，花了1090元”的童贻鸿，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进京“自首”，他的焦灼与惊恐，甚至已经不允许他选择其他交通工具赴京。尽快远离武汉洪山区警方的视线，尽快赶到北京“自首”的想法，在彼时彼刻，完全占据了他的内心。

“把一个人砸得昏迷不醒，在医院躺着快死了。”——— 警方带来的噩耗，“震惊”了童贻鸿，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如果真有人受这么重的伤，我应该看见，而且警方当天就该来找我。”这种自圆其说的逻辑推理，似乎足以让童贻鸿觉得其中“有鬼”。他本可以亲自去医院证明或者证伪警方的传话，但从他不这么做而是坐飞机直奔北京“自首”的情况看，他已经没有勇气去验证警方的说辞了，如临“陷阱”式的恐惧心理紧紧攫住了他的心智。

童贻鸿显然也并非真的想去北京“自首”，他只是要寻求某种庇护而已。他似乎认为自己的人身自由与安全正受到威胁。抑或说，即使他真的砸伤了人，他也宁愿接受北京警方而非武汉洪山区警方的处理。他说不出什么义正词严的理由，甚至他也不无可能误会武汉警方办案的公正性，但他就是本能地不想也不愿接受当地警方的调查和处置。世道人心，或许就潜藏于这些小人物的不合情理的行为中。

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武汉洪山区警方与开发商是一丘之貉。童贻鸿到底有没有因为抛掷砖头而致人 “重伤”，现在我们也不能妄加判断。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在武汉警方与拆迁户童贻鸿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不信任和受迫害的情绪，填满了整个鸿沟，童贻鸿挥之不去的怀疑、焦虑和不合作，照鉴了武汉警方掩饰不住的难堪和尴尬。

童贻鸿毅然决然赴京“自首”，不啻于对当地警方投了一张不信任票。一个公民，即使一个拆迁户，作如是想，或许也是不无粗暴和极端的，但是该反省的可以是任何人，唯独不应是这个被骇惧所裹挟的拆迁户。

其实，我也不认为，童贻鸿真的就那么信任北京警方，他只是需要抓住一个稻草而已。由此而言，该尴尬和反省的绝不仅仅是当地警方。政府某些部门公信力的下滑，是这个高歌猛进的时代，最令人忧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