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昌一名深受村民信任的村民小组长、44岁的黄某泉，干出了一件让众人唾骂的事：卷走了公款176万元，带着一名发廊女跑路了。村里人原本还等着这笔钱发下来，修盖洪灾中受损的房子。（8月22日海峡都市报）

黄某泉供述，他罪恶的开始，是喜欢上了一个发廊妹。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先是称要包养，每月给她一两千元，后来带她四处游玩，打胎等等，钱不够用，便开始将手伸向村里的安家费，陆陆续续提出公款176万元，买了大量高档生活用品及汽车，逃到东莞，租了一套公寓住下，过起逍遥的生活，直至被警方抓获。

色字头上一把刀，这个在大部分村民眼中，“诚实本分，勤劳肯干，好学上进”的党员，2006年被大家推选出来的该村二组组长，不顾20多岁的年龄差距，忘记了人伦、乡情和良心，更将法律抛之脑后，干出了如此令村民瞠目且受人唾骂的事情。据报道，他第一次从小组公款中转出4.9万元给情人还是犹豫再三，耽惊受怕的，后见村民没发觉，才“放下心来”，继而胆子越来越大。由此可见，村官色令智昏，监管却“治”商为零。176万元非小数目，却丝毫不见监管的影子，拨付下来如何使用，使用了没有，很长时间从上到下都无人过问，以致一个小小的村组长黄某泉动用安家费如探囊取物一般。畸形的“恋情”却要用村民的血汗钱买单，背后折射出的现实令人警醒。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农村经济日益繁荣，某些“村官” 利用职务之便的经济犯罪行为愈演愈烈。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基层，由于地域，族群，血缘的牵制，村组财务管理形同虚设，权利制约名存实亡。俗话说：别把豆包不当干粮，别把村长不当干部。近期曝出的温州村支书独吞55套安置房、浙江村官侵占扶贫款等事例不断发生，说明基层干部的私欲膨胀已非比寻常，不可小觑。再小的权利若不受监督和制约，也可能捅出天大的漏子来。单纯指靠个人的道德自律和本身“习性”，来代替不可缺失的监管制度和长效机制，不啻于望梅止渴。

村民们的房子被洪水冲垮了，国家财政拨款帮助修复；农村基层的财务管理和权利监督再不扎紧篱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蛀虫”一旦蛀空民心的堤坝，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