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设“最低消费”是个坏习惯

正科级6000元，正股（副股级）3000元，合同工2000元……这不是发奖金，而是东莞市大朗镇教育募捐活动的“捐款参考标准”。该镇教育局称，“标准”确实有，但只是“参考标准”，实际操作时“一切还是以自愿为原则”。（8月18日《广州日报》）

此事横看竖看都不像话。先说这“教育募捐”，要是在30年前的珠三角，或者今天内地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投入大、欠账多，地方公共财政承担不起，不得不向社会伸手，需要社会募捐支持，或许还可以理解。咱们广州当年也搞过“教育基金百万行”，为教育筹了一些钱。可在今天，经济发达地区还搞大规模的教育募捐是什么情况——地方政府无力办教育，还是申博现金网：门想发一笔“横财”？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何在？令人费解。

募捐就募捐吧，还设“最低消费”，涉嫌“强捐”，这又是什么节奏？当地称“一切还是以自愿为原则”，既然“自愿”，应该是1万元可以，100元也可以，为什么还要下发统一的“参考标准”？看来，“自愿”是假。只有充分尊重个人意愿的捐赠，才是真正的慈善，设置“参考标准”，暗示或误导捐款人，是对捐赠者善心的亵渎和不尊重。程序正义有瑕疵，实质正义也无从保障。“不捐又不行，捐了又气不顺”，让捐款人反感的“强捐”，既不能培养公众的善念，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有损慈善活动组织者的形象。

可惜，“强捐”现象屡见不鲜。支持教育要捐、扶贫济困要捐、架桥修路要捐、建公园还要捐……有网友吐槽，不但被“强捐”，还要被“轮捐”。公众对此反应强烈，以至许多地方都曾出面干预。如2011年7月在广东省慈善总会召开的专题研究会议上，与会领导炮轰愈演愈烈的“强捐”现象，并表示：“建议（捐款）的也不行，口头、书面建议都不行！”

“强捐”现象为什么屡教不改，深层原因在于组织者的身份——行政部门出面，自然就用行政手段，难脱“强权”的色彩，要是民间组织，谁有本事给捐款人下发“参考标准”，规定非捐不可？说到底，慈善应该由社会组织来做，这不是行政部门过多干预的事。

（连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