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魏清安案在内，我对此类荒唐得令人瞠目结舌的冤假错案始终有一个不解之处：破案的警察是真的无知，确信案件铁证如山；抑或明知冤枉，但出于破案的功利主义心态，而将错就错？倘若刑事警察无知到这种程度，那么，陷无辜者于冤狱岂不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如果是后者，其危险更是无法想象，简直让人夜不能寐。显然，这两种假设的后果都是极其可怕的，即便心里无悬事，也怕鬼敲门！

我们有理由相信，警察应当比一般老百姓具备更高的法律素养，同时，在破案的时候，还有法医等刑侦技术人员支持，认为他们“稍微有一点法律和生物学常识”是完全合理的。但在魏清安案件中——当然还有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苦主——正是常识性的无知导致了骇人听闻的冤杀，在真凶落网、专案组复查此案时，面对已经被证实的冤案，警方还有人狡辩说，血型鉴定是魏清安的，这个怎么解释？真是无知者无畏！直到对真凶验血，发现其血型也是O型时，警方终于在魏清安用生命演示的这堂生物学常识课中，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具有某种血型的人太多。理论上，用血型鉴定来作为定案的唯一证据，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就像血型相同的概率一样高。

有一次，我为了一件小事到辖区派出所报案，接警的一个年轻警察用了个把小时，翻来覆去写了未满一页纸的笔录，我接过来一看，语句不通，错别字连篇，而且与我的陈述大相径庭。我早已忍无可忍，指着他怒不可遏地说：“你连笔录都写不好，还能指望你们给我破案吗！”扔下笔录，拂袖而去！

后来看到当地报纸发布的招录公务员通告，其中人数最多的就是警察。在学历要求上，其他公务员必须在大专以上，而警察只需要高中即可。我恍然大悟：为什么那个警察写不好笔录？为什么将魏清安送上刑场的刑警会出现常识性无知？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本身就不高。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