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秋瑾从容赴难，还是其胞弟秋宗章先生的话解释得最合情理。秋宗章先生在《六六私乘》中，就秋瑾可走而不走有这样一段话：“予家所藏革命文件，既已尽数销毁。先姊已为脱然无累，犹存万一之想。且以光复军草创伊始，基础粗定。即此些微胚胎，萌发已非易易，雅不欲萎于俄顷。抑先姊生平胆大气豪，尝喜冒险，以是迟未果行。藉令畏葸苟全，洁身以去，则徐烈士皖江发难之日，以至六六之变，相距一旬，时日从容，早可就道，宁至构会乎！”此处的“构会”是被害的意思，这段话的大意是，从徐锡麟事败遇难到大通案发时隔一旬，秋瑾能从容善后而为何不走？除决心以死唤醒国人之外，尚有两点：一是光复军创立不易，不愿它被扼杀在摇蓝中（此时光复军首领徐锡麟已死，作为光复军第二把手的“协领”就是秋瑾）；二是秋瑾性格胆大气豪，存万一之想，迟迟未作果断之行。

秋瑾被捕后，绍兴知府贵福即与山阴县令李钟岳、会稽县令李瑞年三堂会审。秋瑾只承认个人系家庭革命，夫妇革命，是争女权，并非种族革命、政治革命。据当时的《中外日报》记载：“贵福升堂讯供，秋女士即诘官：‘余犯何罪？乃至于是！’官云：‘尔身怀手抢之故。’贵又问：‘尔果与徐锡麟相识否？’秋答：‘曾经相识，但此次皖变，实不知情。余之所主张者，系男女革命，而非满汉革命’。”秋瑾的回答十分机智策略，贵福没有办法，又因秋家和大通学堂均在山阴辖区，只得令山阴县令李钟岳带回“严讯”。